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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1946年7月下旬，时任晋察冀解放区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的阮慕韩（*党员），协同叔父在其老家怀来县柴沟堡召集群众大会，当场宣布除留少部分自耕地外，愿将全部土地3200亩无代价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晋察冀中央局为此致函阮慕韩予以奖贺。继阮慕韩献田之后，宣化县县长李锋，也将祖田130余亩献出。宣化县一区区委书记冷天贵亦献田54亩。

苏北名绅、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邹鲁山，自动献出110亩土地，分给无地贫民，仅留20亩作为家庭生活必需。淮宝县县长万立谷献田20亩，县委宣传干事佟陇余献田80亩，县仓库负责人高慈航献田100亩，南宁区区长万寿康献田2000亩。

苏皖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陈荫南也将其土地1135亩交给农会，分赠少地无地农民耕种。他在赠送土地时致函称：“我在边区工作与广大农民同胞相处八年，得一深刻认识：言抗日必须靠农民，言建国亦须靠农民，广大农民为我国革命之基本动力……应使无地或少地之农民获得土地，加紧生产，提高生产力与进一步提高生产情绪。”对陈荫南献田之举，华中《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予以称赞，认为“这是解放区的光荣”。

据1946年9月7日《东北日报》报道：“继安东省副主席刘澜波之后，副主席吕其恩、实业厅长李大璋二氏说服家庭，献出祖田。李厅长于4月间即说服家庭献出220亩，7月又献出360亩。李厅长家有十几口人，不足700亩祖产，剩余几十亩由患肺病的一个残疾弟弟经营。”吕其恩全家12口人，只留下48亩地，其余的110亩良田全部献给县政府和县农会，以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

9月10日，《东北日报》又报道说：“（安东）凤城城厢区的开明地主士绅，纷纷献田，拥护政协‘耕者有其田’决议。截至8月27日，十天间献田的地主，计有省行政委员蔡贡之、省参议员鄂禹忱、县行政委员赫文博、翰墨村军属伊聚五及王贯一、佟关氏等40人，共献田20300亩零1分，另外献出房屋291间半，献田最多的为王贯一，计旱田1021亩，山地、山林、山场4968亩5分。”

另外，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安旗庭、晋绥边区副议长刘少白等，都献出了家中的土地。在各地党政军干部中，也有不少地主出身的人说服家庭献出土地。到1946年8月底，各解放区开明士绅等献地33200余亩。

在开明士绅纷纷献地的时候，一部分地区的干部思想麻痹，在农村中普遍提倡地主献地，而不注意群众的发动，致使在部分群众发动不充分的农村，有些地主钻了空子。他们为缓和斗争火力，保留与隐瞒更多的土地，而献出少量坏地、远地。有些地主不将土地献给农会，而是献给私人或外地的政府机关，制造矛盾。如吉林省有的地主将土地献给城市的工会组织，个别工会接受了献地并下乡收租，引起工农间的纠纷。更为有害的是，当群众未觉悟时，献田容易模糊了阶级界限，不便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将其土地完全清算出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23）

针对这种情况，各地明确规定了献田的范围和时间。在群众斗争未发动以前，一般拒绝接受献地，群众斗争发动以后，也仅接受抗日军人和抗日干部家属、开明士绅的献田。献田要和清算统一起来，地主献了田，农民也要算细账、吐苦水、追穷根，使农民认识地主的田本应归还农民，农村的主人翁是农民不是地主。

一手拿枪，一手分田

自《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各解放区都轰轰烈地进行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个运动本上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广大贫苦农民在运动中现了极为高昂的热情。即使在边沿区，农民也创造出许多办来进行清算斗争。

据1946年12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解放区农民们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同时坚持游战争与土地改革的方针。如苏中南通某乡农民手执武器，坚打击下乡抢掠的“还乡团”，同时掀起了三天三夜的清算动，全部农民得到了土地。

苏中一分区某县农民开会清算土地时，突遭蒋军袭击，他们即以一部分人配合有名的郭海波游击队对蒋军展开战斗，另外的人仍坚持开会，完成了清算的工作。他们创造了一面打游击，一面在高粱地里算帐；白天打游击，夜里算帐；轮流担任战争勤务，轮流算帐；男人参战，女人算帐等等办法。晋冀鲁豫赞皇县东坛山村的农民，入夜由翻身队和民兵担任警戒，同时展开土地改革。

山东高密县柏城区的群众先把老小家属搬往后方的亲友家里，自己则在炮声隆隆中进行清算斗争。

在形式多样的群众斗争面前，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许多地方被迅速摧毁。到1946年底，各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解决了土地问题。

5、《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

毛泽东、刘少奇在枣林沟会合

《五四指示》发出一个多月，蒋介石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国内形势随即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展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尤其是很多地方，由于政策不彻底和组织不到位，土改工作没有深入开展，很多农民没有获得土地，或者获得很少、很贫瘠的土地。为了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解决土改问题，1947年1月，*中央作出决定，在这年5月4日召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改中的各种问题。1月10日，*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要求他们各派一名代表，在5月4日前赶到延安。但是，到了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15个旅14万人，向延安大举进攻。刘少奇率领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先行离开延安。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撤离延安。这样，在延安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已不可能。*中央随即电告各地：“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时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晋察冀待命。”

3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在陕北清涧县北部枣林沟会合，并于当晚召开*中央会议，决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地区。由于工作的需要，*中央的领导机构作了适当的变动和分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和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董必武等人为常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24）

刘少奇在战争缝隙里调研

1947年3月31日，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来到晋绥边区的临县。刘少奇在晋绥边区停留了20多天，在战争的缝隙里，对晋绥边区土地改革情况进行了调研，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刘少奇了解到，晋绥边区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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