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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又称“普通租”、“花租”，贵州称为“分花”，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租佃形式。一般按田面计算。分租有三七分，地主七佃户三；二八分，地主八佃户二，这样的田较好或带土多；四六分，地主六佃户四，这样的田比较差；也有平半分的，田质最坏。在一般情形下，田面都按十足年成计算，地主为提高租额，往往浮报田面，故田面一般均高于常年产量，因此，实际租额也高于规定租额。如宜宾县双河乡四保佃户汤延宾，佃地主何某田面40石，租额20石，最好的年成只能收32石，实际产量只等于田面的8成，实际租额则增加到63％。这种租佃形式，如遇灾荒年成，经过佃户向地主请求，有时可以减租若干，这是有别于“钱板租”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0）

力租

农民叫力租为“干租”。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地主以面积大约相等的两股田交由佃户耕种，生产资料及生活费用均由佃户负担，其中一股收稻全归地主，作为田租，另一股归佃户，归地主收稻的田，土质及自然条件一般都较好，产量也较多。另一种规定佃户除缴纳若干粮租外，还须给地主做若干天的工。如宜宾双河乡四保佃户罗仲方，佃地主姚利峰田土七斗，规定租额杂粮二斗，并须给地主做工二十个。此种缴粮租又缴工租的形式，一般只限于小股出租土地，因少数贫苦农民无力租入要耕作较大量的田地，不得不以大量劳力作为地租来租入少量土地。

预租

川东、川南称“先缴后种”、“满堂租”或“妹妹租”，川西有的叫它“和根烂”，川北叫“先称租，后落犁”，即先交租后种田。一般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在种田以前，一次将租额交清，甚至有预缴几年租子的。如川东巴县人和乡二十保农民刘雨成在1948年向刘国均租田16石，每年不管收成好坏，须事先将租16石完全交清。另一种是分期交纳，有的分为两期的，有的分为三期的。还有一种是不定期不定数的预收租子。如巴县人和乡十保某地主为了囤货，在1949年6月预收佃户何汉平四石谷子；何汉平向银行高利借下银元32元，抵作4石谷，第二天卖猪还银行的钱时，加利3元，合计35元；新谷登场时，4石谷只值20元，不到一个月时间，被剥削去15元。

转租

又叫“上佃”、“私佃”和“骑田吃利”。这种转佃是二地主或佃富农将佃入地主的田转佃给农民，从中提押金及租额中的剥削，这种中间剥削占原租额的比例，一般是15－20％。个别的也有到30－40％的。地主为了收租有保证，大块的租给二地主及佃富农；佃富农转佃给农民的土地在土质及自然条件上比他自己留种的要差一些，收获少一些。

典租

典地俗称“当”，一般贫苦农民及少数破落地主因为债务所迫或生活困难，将一部分或全部土地出典，承典人付典价，土地使用收受权归承典人，但土地所有权仍属于出典人。典地没有年限的限制，出典人付还原来典价，即可取回土地。出典人除收典价外，不另收租子，这叫做“全典”或“全当”，如果还要收部分租额，叫做“半佃半当”，这种情形典价较全典低。此外还有所谓“明佃暗当”，写约时，把典约写为佃约，押金与典价差不多，实际又不收租子，或只收极少一点租子。有的地主历年加押金，加到最高，租子减得最低时，租约未变，也称为“明佃暗当”。

捆租

川西华阳等县地主将好坏不一的田一并租给农民，有“回扣租”和“铁板租”两种。“回扣租”是一种有利押租，由于佃户交了押金，每年交租时，可少交一部分租，这种扣头叫“回扣”。农民一般认为“捆租”就是“铁板租”，实际上有程度的不同，因习惯上的租佃，是不同的田地分别对待的，好坏地捆在一起出租的形式少，所以有些农民也有叫它“捆租”的。

租佃押金

农民租田时，必须向地主交出一定的押金，所谓“无押不成佃”，就是说不交押金，佃不成地，租约注明“先交后种”、“交租不清，押田扣除”，但在租约满期退佃时地主须将押金退回佃户。

押金的名称西南各地不一致，有称“押佃”、“稳租”、“老押头”、“座底”的，贵州兴仁地区称“水口银”，毕节称“定银”、“地坎银”，云南马关等县称“垫底”、“垫银”等。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1）

农民出押金多用银元，国民党统治时期，法币不断贬值，地主退押时，不用银元，却用法币，佃农受损极大，有的被迫倾家荡产。

云南省押金大部分布在平坝多，山地少，土地肥沃集中，封建势力较厉害的地区，押金分实物（粮食、鸦片、糖、洋纱、棉花等）和现金（黄金、各种货币等）两种。昭通区有“烤火银子押”，活租制多用此种，押银可随便加，租子不减，无论加的押银多少，都不立约，规矩是抽田退押。昭通区和大理区有“黑押头”，粮银都有，是属二地主剥削农民的，也是交押不立约，退田发押，又叫“乾租押”。曲靖区和大理区有“倒租押”，即佃户没办法交押，每年除产量平分外，再交20％的租额，又叫“倒利租”。大理区有“人押头”，在租田中以帮工作押，有的地主看中佃户青年女子要去当作使女作押。还有所谓“黑白押头”，佃户交一百元押金，押约只为五十元，另外五十元即为地主白得。押金最高的占租额200－500％，曲靖区马龙县有的押金即占300％，一般押金占租额的100－200％，最低的亦占租额40－60％。

额外剥削

地主对农民除上述几种租佃形式剥削外，还有种种的额外剥削。如无偿劳役，在租约上规定佃户每年须给地主做工若干个，或规定代耕田地、代种菜圃、代养牲畜、挑水、碾米等。还有所谓“献新”、“送礼”，每年新谷登场，地主选一“吉日”令佃户分别送新谷若干。每逢年关节日，婚丧大事，都得叫佃户送礼。

由于上述地租、押金和额外剥削，实际的地租率（田租占产量的百分比）也随着增加。如根据泸县石润乡二保的调查，该保地主占有田地2140石，1949年共收租1401石，正额田租占土地产量平均为％，而且这是按十足年成即1石田收1石谷计算的。但该地常年产量是成到9成，1949年实收为9成，若按实收9成计算，则1949年该保正额田租占土地实产量平均为73％强。再加上各种额外剥削，约占正产量10－20％，则实际的田租占土地正产量一般都在70－90％以上。如果再从收获中扣去生产资料及生活费用，则实际的田租额所占土地正产量的百分比当更高，泸县石洞乡1石田所需生产资料及生活费用，折合稻谷的数量如下：种子——稻谷8至9合；人工（包括食粮及工资）——5个半，每个稻谷3升，共合稻谷1斗6升5合；牛工（包括牛食及牛资）——2个，每个稻谷3升，共6升；肥料——5挑，折合稻谷3升，以上共需稻谷2斗6升4合，占土地正产量（1石田收1石谷计算）％。

在这样惨重剥削下，佃户必须以土地正产物的大部甚至全部来缴纳田租，甚至还得加上副产物或副业收入之一部分来缴纳田租。由此可见西南地区地主剥削的野蛮程度，它不但占去农民剩余劳动的全部，并且还侵占农民维持生活的必要劳动的一部或大部，以致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则更严重。它往往使得农业生产只能维持反复的简单再生产，而且即使这种简单的再生产，也时常遭受破坏，而迫使生产规模日益缩小，形成解放前西南农村的凋敝现象。

7、公元2117年的田赋

“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这是民国年间郭沫若写的讥讽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多的对联。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苛捐杂税之多，举世罕见。从十里洋场到穷乡僻壤，全国究竟有多少种捐税，谁也说不出一个精确的数字。1932年天津《大公报》就统计出有1756种。而到了国民党统治末期，苛捐杂税更多如牛毛。那时，不仅中央政府收取捐税，而且省政府、县政府、区政府乃至乡保，都自订税则，巧立名目，强行摊派，横征暴敛，甚至在装大粪的船上、死人的棺材上、卖儿鬻女的契纸上，都要贴上印花税，真可谓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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